湖北矗峰律师事务所“矗峰大讲堂学习活动”于2022年9月24日上午9:00如期举行，本期大讲堂活动的主讲人为汪胥封律师。汪律师以行为人提供支付宝、微信帮助上游犯罪进行支付结算的行为为切入点，通过自身办理的案件向大家展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信罪的异同，本所律师、实习律师均积极参与本次分享交流活动。

      在汪律师所分享的案例中，在客观上均是行为人通过提供支付宝帮助上游犯罪进行支付结算，同样的案件事实，但却被分别判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汪律师指出造成法院判决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对于犯罪中“明知”这一要素的理解和认定。证据是司法裁判和刑事辩护的核心。在实务中，被告人往往不承认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明知”。此时，“明知”这一主观构成要件，就作为一个主观事实，成为司法证明活动的客体，需要运用证据来证明，即所谓的刑事主观事实的推定。查明被告人从事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结果等事实问题和可能存在的证据碎片，进而认定被告人当时的内心状态。

      “对于犯罪‘明知’要素的证据认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汪律师表示，认定明知一方面涉及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另一方面还需要解答问题的特殊性。它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他知不知道”、不是“我知不知道”；是“被告人过去知不知道”，而不是“被告人现在知道不知道”，但是通常这些问题并没有实现严格的区分，而是杂揉在一起的。那么，对于“明知”的证据认定，又该如何进行呢？

      在实务中，对“明知”的证据认定除了直接认定外，还有推定明知。对于后者，汪律师建议辩护律师在实践中要注意三点：一是推定的基础事实必须严格依照“证据裁判原则”认定；二是以推定方式认定主观事实，必须允许被告人反驳和辩解；三是要明晰推定认定的证明责任始终在检控方。在运用推定方法认定待证主观事实时，不能忽视对行为人是否是我们假设中的常人的审查，充分注意行为人的年龄、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精神状态等个体实际情况。同时，应坚持对犯罪事实进行细致、客观的分析，坚持使用尽可能多的经验规则来进行推定，防止使用单一经验规则来进行简单判断。

       对于判断“明知”，还有学者提出了两方面的判断视角。其一，当被告人具有注意义务，如果被告人有义务去知道，但因未履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要求而导致的不知道，可以认为他“应当知道”。其二，当被告人具有违法性过错，被告人的前行为具有违法性过错且该过错与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有因果关系，认为他“应当知道”。

       汪律师认为，明晰“明知”的法律定位、基本含义以及证据认定规则，有助于辩护律师厘清“明知”的内涵和根本属性。刑法分则规定的明知是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而刑法总则规定的明知则是责任要素。这有助于为律师辩护工作带来有益的启示，即在刑事实务中，一方面考虑在实体上，行为是否具有实质的违法性，缺乏明知其行为的违法性就没有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程度，明知也具有违法性程度的标识功能；另一方面，考虑在证据上，懂得运用证据形成可信的合理事实，排除明知。同时还要擅于运用证据规则，形成最佳解释，在说服中胜出。

      讲座结束后，律所律师针对该案件进行多方讨论，分析办案思路，总结办案经验，为律所人员后期办理该类案件筑起夯实基础。